所谓异化，指的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衍生出的、违背该事物初衷、阻碍其发展的附加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是社会分工固定化。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被克服。如果把异化的涵义拓展一下，那我们就可以说广义上人的异化即表现为对个人利益不顾一切地追求、对社会以及各种事件异常冷漠等。也就是说，异化这个词常常与冷漠、自私、奴役、拜金主义、荒诞等词语紧密联系。
　　在现代西方国家中，表现人的异化就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如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里呈现了枯萎的荒原―――庸俗丑恶、虽生犹死的人们―――复活的希望，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了全诗阴冷朦胧的画面，深刻地表现了人欲横流、精神堕落、道德沦丧、生活卑劣猥琐、丑恶黑暗的西方社会的本来面貌，传达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对世界、对现实的厌恶、普遍的失望情绪和幻灭感，表现了一代人的精神病态和精神危机，从而揭示了现代西方文明条件下的人的异化现象。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作品表现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工业化时代的景象，那种迷途的欲望深渊和无法逃脱的死亡阴影的恐惧，生命的焦躁和无奈交织在一起。心灵的扭曲，精神的裂变通过夸张的画面被直观地反映出来。
　　耐人寻味的是，捷克小说家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生存现状。《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是对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社会发展趋于同化，大众对于成功学理解的单一与成功标准的功利化，使大众趋向于常规，尽力规避风险。大众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与影响，甚至胁迫的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其次，作品还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对生活压力的畏惧和逃避。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就像是他对于自己命运控制的无力。这种恐惧与无力，挣扎无果后的绝望，是作者表达给读者的近体化情绪，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代入感。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命运无力改写的强烈苦恼与愤慨。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面对家人的嫌弃与冷漠，他无力改写，只得承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作者所想表达的现实性意义被鲜明的揭示出来。
　　无独有偶，在我国当今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经济物质条件的渐渐充裕，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体制结构的不甚完善。也给现阶段的人性异化提供了宏阔背景。
其一是对权力的极度追逐形成人的权欲型异化。
　　很多“权力发烧友”就像瘾君子一样，鸩止渴般地为了对抗内心潜在自卑感和自我空虚感、或是潜在的过强控制欲（及与之相应的、潜意识中的对人际关系之不安感——即由于其个人以往的家庭—文化—心灵等成长史，而变得只会将人际关系视为人与“类人之物”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等心理因素驱动下，反常态地无所不用其极，以尽可能爬到社会更上层而为“成功”人士。这样便在无形中获得了对新闻媒体所塑造的“人类世界”的主控权（即使不讨论政权掌握者是否利用手中权力去影响媒体大搞对统治者的崇拜心理）。由此，一个人格可能极不正常地人反而成为了在人格上多少还比他正常一些的多数人的“榜样”或范本，甚至被误认为是社会和人类应效仿的典范。
　　然而在现代社会权力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如对于公司或政府各部分的高层职位，那些自认为秉承了“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法则的人恰恰可能是最不缺乏生存所需之物质资料的大富之人，在那些权力斗争越是激烈的地方，竞争者恰恰反而是物质上最不需要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他们确实需要依靠自己的位高权重来养活了自己（但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自认为的物质生存的层面，而是指向了他们黑洞化的精神生命——故而不断需要外在的权力之类来饮鸩止渴般地暂时逃避而非标本兼治地解决源于内心的权力匮乏感）——但他们挂在嘴边的“逻辑”（外加他们的地位给这种“逻辑”提供的无形、然而却极强的背书效应）使别人（首先也使他们自己）误认为：人作为一个动物要生存吃饭，就必须削尖脑袋、哪怕昧着良心地牺牲别人去无休止掠夺那些未必是自己真正需要或真正缺乏的东西。这些人真正缺失的，与其说是权力或类似的“成功”，不如说是缺乏对内在自我的真正接纳而非鄙视能力、或是对人际安全感的潜在缺乏，或是暂时缺乏从相应贪欲的奴役中解脱出来的知识（而非如吸毒上瘾般——被不断增大的贪欲刺激、强化（而非减缓）了内心失衡的状态）。
　　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如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之流。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贪财好色，一些谋官者除孝敬钱财外，有人甚至送上自己的老婆供其“享用”。这种谋权丢人的丑恶行径已把当代一类人的人格异化演绎至空前绝后。
　　其二是金钱对当今社会人的扭曲而造成的人性物欲异化。
　　说到金钱，古今中外的态度都惊人的一致。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说：“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即使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就算是圣人，话中也丝毫没有回避对金钱富贵的喜爱。但是问题来了，它有个前提，那就是要符合道的原则。同时他又强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就是说钱虽好，但获得，不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与其不择手段的获得财富，不如粗衣疏食，安于贫困。圣人说教对千年社会的金钱观还是有着普遍的指导和规诫意义的。它的世俗约束力从民间话语体系里被广泛陈述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得到体现。这种是非黑白的底线，即使在千年黑暗的社会里，也被大多数甚至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先辈们视若珍宝的维护着，承传着。纵使礼崩乐坏，大道衰微也被延续下来。
　　可是，在如今人心浮动、信仰缺失的年代，在拜金主义、金钱至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的今天，太多的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不劳而获，一步登天，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可怕的是成为许多青年人的的价值认同。200×年8月，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出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邀请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加对话。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上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着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
　　在节目的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五个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的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拥有了智慧和真理，只要辛勤的劳动和付出，就会相应的拥有财富和其他的东西。而我国的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的，不是选择金钱就是选择权力。这样的场景足以让人震撼不已，感慨万千。
　　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已经把社会上热衷追逐权利和金钱的世俗观念深深的烙在了我们的青少年的脑海里。这多少暴露出了我们当今的教育机制失误和社会价值导向的偏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年轻人理想和价值观的深刻危机。
　　应该承认，四十年的经济建设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裸奔式的经济狂潮也带给国家民族一份难以承受的负面资产，那就是公民道德的大规模崩塌。比如“毒奶”“有毒食品”“假药” “杀熟”等商业现象抛弃人类良心， “傍大款”“笑贫不笑娼”标志精神领域的陷落，“不敢扶”现象，对好人的构陷，简直可以说邪念对稀缺道德资源的终极绞杀。至此以“宁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 口号为时代标签。人类的精神文明在当代被彻底打入暗夜，金钱对人的异化亦告登峰造极。
　　其三是情欲泛滥给人性带来的异化。
　　所谓改革开放，纵欲享乐思想和性解放思想也一起挤进了中国，似乎国人被压抑了千年，是该好好放纵一下，于是很多人开始提倡性解放和性开放，把过去两性关系谨慎态度认作是封建压抑人性的专制。其实，前人对两性的态度谨慎并无大错，不说古代，就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对两性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并不像现在乱象丛生，态度随意。“一拍即合”或是“一拍两散”较为普遍。“小三”“二奶”现象的出现，“笑贫不笑娼”的怪相。都会给人的身心和社会伦理风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保守估计，性开放导致中国每年有1300万例堕胎手术，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这是合法的杀人。随之离婚率也直线上升，什么家庭责任感和道德伦理，完全都抛之脑后了。经云：“淫欲放纵，如饮咸水，多饮多渴，到死方休。”很多人真的沦为了衣冠禽兽，如媒体报道的落马原公安部长李纪周、铁道部长刘志军等在此有很充分的表演。赖昌星的“红楼”春梦；  2010年5月11日，北京警方开展了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的“天上人间”，有《某天上人间夜总会》诗对此这样描述：“承平岁月孽花夭，公子富豪游兴饶。灯雾香尘春复夏，森声沓躅昼连宵。几身肉与钱相兑，诸魄醒同幻错交。莫谓长安帝听近，都风异臭齉司曹。”伴随其间一波波涉黄浪潮等，都是这个所谓转型期社会里人性异化的生动写照。
　　其他如电脑游戏，智能手机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格心理的扭曲也不可小觑，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这都说明人性异化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有。而当下不仅真实而且大量存在。
　　事实证明，单方面经济物质的相当富足并没有带来人们内心和精神的相应充盈。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物质条件相当充裕的当下为什么有很多人在怀念那物质相当匮乏并且运动不断的毛时代了。这里没有半点否认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文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确实忽略了或是丢掉了一些东西。而这些都是我们人性里和心灵里不可承受之重，是人类获得真正幸福的真谛所在。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金晓来，民进安庆市委委员，安庆一中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