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安庆市委会课题组
 

　　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从学理角度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要在国际比较视野中理解中国政党制度之“新”，并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明晰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分析了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路径。
　　关 键 词：比较视野  学理基础  国家治理  问题  路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指的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模式以及领导和执政方式。那么，如何从学理角度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呢？
　　一、在国际比较视野中理解中国政党制度之“新”
　　（一）政党制度的概念
　　政党制度是指在政党参与政治体系的国家中，所有政党本质属性、结构类型及其运行机制的总称，它既包括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政权及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也涵盖政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运行的体制机制、模式规律等。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千差万别，既有一强多弱的日本、一党独大的新加坡、一党领导的古巴，也有典型两党制的英美，还存在温和多党制的德国、极化多党制的法国、 议会多党制的意大利、碎化多党制的印度等等。
政党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至少有三: 政党制度必然要体现国家本质、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其国家观如何？政党制度必然反映一定政党的使命价值,其政党观如何? 政党制度还体现政党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其政治反对观念如何?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政党制度学说的理论基础。
　　（二）西方政党制度学说的理论基础
　　第一, 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国家观。西方学者以抽象的个人权利作为国家的基础,认为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个人的安全与自由，其权力的边界以不侵害公民权利为限, 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因此,政党必须通过竞争成为代理者组织政府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其二，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把政党作为民主的工具来理解的,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等在其印行达20版之多的《民治政府》一书中就直截了当地说:“政党既是民主的结果, 又是民主的工具”。同时认为, 同体不能实现有效监督, 有效监督必须建立在异体性的结构之上, 民主政治必须要有结构上的替代性力量，因此主张对于共同规则下的政治反对力量的包容乃至鼓励。
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观、 作为民主工具的政党观、 结构理性主义的政治反对理论,为西方政党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体现了西方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在这种理论指导下, 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一般持有以下两个基本主张。 其一, 政党制度必须体现竞争性。在他们看来, 没有竞争, 就没有民主, 个人权利必须由两党制或多党制来保证, 否则就是没有现代性的现代政治。莱斯利·里普森认为“在民主国家人们深信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存在是区分自由政体和独裁政体的本质标准……判定一个国家的性质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容忍多个政党的存在”。其二, 政党政治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因为 “在选举中政党会遭受失败, 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了一种紧密合作的政党关系新格局，既吸收了一党制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和动员功能，同时又克服了缺乏监督制约的弊端；既吸收了两党制、多党制监督制衡的有效性，同时又克服了互相倾轧、消耗内力的弊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领导”“协商”与“合作”三大概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所在；民主“协商”彰显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有的运行方式和途径；多党“合作”体现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三观”
　　第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重要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是从所谓的抽象的人性假设出发来阐释国家问题, 而是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得出国家起源和国家本质的结论, 认为国家源于社会、 高居于社会, 最后又必然回归于社会,在阶级社会中,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必定反映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 不存在所谓普遍人权、永恒正义的千年王国，并强调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必须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拱合型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开展积极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为更广泛地汇聚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合力贡献力量。第三，这一制度以协商合作的行动逻辑和广泛的代表性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不仅巧妙地弥合了政党政治中“整体”与“部分”的悖论，而且智慧地创造了民主的新范式——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多种形式。政党协商以其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开创性、典范性和引领性地位，成为政治协商最为重要的形式。协商民主不仅关注最终的决策结果，也关注决策过程中的广泛参与，不仅强调对多数人意见的尊重，也强调少数人意见的充分表达和权利的维护，拓宽了民主的广度，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人民民主。
　　二、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明晰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一）国家治理的概念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目标
　　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既要保证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种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统一，让执政党处于发动机的地位，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事务管理与决策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要充分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政党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之制对中国之治的保障与推动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要素。
一是有序的政治参与，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充分协商、广泛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二是充分的利益表达，能够畅通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三是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够广泛凝聚共识，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是有力的民主监督，民主党派能够代表和反映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监督。五是有效地维护稳定，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更迭频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三）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深刻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民主党派参政的过程，就是进行和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国家治理的深入推进不断为多党合作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多党合作则以独特优势和功能作用为国家治理提供合力和智力支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和机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力量凝聚机制、政策优化机制、政治参与机制、增进共识机制和政治稳定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人民主体、社会参与、协力共进的综合效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也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来源。
　　三、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深刻揭示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人类政党制度史上所实现的深刻变革，阐明了中国的政治运转特点和政治逻辑，凸显了独特的比较优势，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推进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国际认可度较低
　　政党政治在西方已实践了300多年，并且为推进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现代政党制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因此长期以来，在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领域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现象，政党制度理论的主要概念来自西方，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评价标准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政党被界定为以追求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未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被称之为在野党或反对党；只有多党竞争、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才算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政党制度按有可能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的数目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这些论断都不符合中国政党政治实际，但一直以来，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学术立场以及不清楚中国政党制度运行状况等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常常显示某种偏见，主要体现在：在政党之间的关系方面，他们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括为非竞争性的一党制，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认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党国体制，在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归结为威权体制的范畴。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词语、范畴、理论等进入不了西方主流话语体系，长期被边缘化。
　　（二）国内也存在模糊认识

　　国内少数学者和民众受政党学说“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政党制度起步较晚，而西方的政党制度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对本国的政党制度认同感较弱，而对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顶礼膜拜，“言必称希腊”，盲目迷信西方的政党制度，鼓吹和宣扬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甚至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读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新型政党制度存在有模糊或错误认识，甚至持有怀疑态度，否认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价值。
　　（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有其不完善的方面
　　首先，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考验。中国共产党面对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其次，各参政党自身建设也面临着问题。一方面，各民主党派缺乏相对独立性和原则性。在很多大政方针上不能站在本党派的政治纲领上提出符合党派立场原则的政治建议，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职能行使有待提高。第三，政党协商在实践中存在简单化倾向。随意性大，信息不对称，协商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一些基层执行不到位，以通报代替协商，特别是一些监督式的协商较难，在一些地方一些场合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意义重于实际意义的问题。
　　四、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路径
　　（一）理论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是互动的，但实践的发展领先于理论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经缔结了70年，但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形态才出场。如何理直气壮地反驳“西方中心主义”言论，让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中国学界对多党合作的实践经验提炼总结不够，也导致了多党合作的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发展。如各民主党派目前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亲密友党，也是政党。但一直以来，“党”在我国很多场合、很多用法上等同“中国共产党”，如“党政关系”“党的领导”“党史”“党建”等，中国共产党以外的一般称“党外”，如党外干部、党外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等。因此，如何在表述上更加规范，在逻辑上更加合理，更好地呈现“多党合作” 的制度特色，体现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严谨性，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增强以学术话语阐述多党合作领域政治性、政策性问题的能力，并积极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成功的经验以及未来的前景，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实践层面：加强政党建设，并推动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良性互动。政党是政党制度的主体。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都不断提升各自的能力，才能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
中国共产党要切实开展“不忘实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虽然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王岐山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地位的自信，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不忘宗旨、服务人民、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警示。
　　各民主党派作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的参政党，在政治实践中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老一辈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形成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担当好执政党 “好参谋、好助手、好同事”的角色，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巩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提高多党合作的制度效能。
　　在合作中实现领导、在合作中进行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重要方式，而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有机统一，更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参政党建设的必要性。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各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发展道路、核心价值等有着高度的认同，在参政党建设的各个环节均有体现。参政党建设只有在与执政党建设相互促进中才能得以有效推动和实现，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要求的：“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髙，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 因此，我们要推动政党建设的良性互动。
 
　　（作者：民进安庆市委会课题组，组长：洪爱敏，成员：潘连宇、高申贵、余翔，执笔人：余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