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伦

 我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小学老师兼民众教育工作者。听我爸爸说：他虽在川大工作了六年，但因看不惯国民党党棍子程天放把持川大的做法，和另一位著名的生物系教授戴立生先生一道，毅然辞去处于大后方、相对安稳的教授工作，应校长胡先驌的聘请，于1941年夏出川，前往离抗日前线很近的江西省泰和县新建的国立中正大学任教。戴伯母是我们青神县时的邻居。两家同行，路上有个照顾。爸爸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是想把他的姑母（我们叫姑婆）从沦陷区接出来，免得她在日寇铁蹄下过亡国奴的生活。

我们到泰和不久，就迎来了从敌后出来的姑婆（她出嫁前一直带我父亲睡，父亲待她如同生母）

为了防日寇南侵作准备，中正大学决定在赣州建立分校。1941年末，我父亲被委任为分校主任，先去赣州筹建分校。42年夏分校在龙岭正式开学上课。我刚到赣州时，在水西乡小学读三年级。

那时弟弟小伟上幼儿园，平时由我带去上学，我放学时就顺便将他接回家。幼儿园放学较早，一般情况下弟弟在幼儿园附近玩。他和小朋友们喜欢双手吊在一个像城门样的程姓庄园（里面住着程姓许多户人家）大门的门拴上，脚蹬一下墙，随门的移动身体在空中摇晃、移动，小朋友们很享受这样活动。要依次序排队才能来回荡两次，然后换人。

有一天我放学晚了些，只见小伟一个人在庄园大门上吊着玩。我远远地招呼小伟，让他快跟我回家。他跟上来后，注意到他怀里还抱着样东西。原来他居然把门拴下了下来抱在怀里，说是明天来他可以第一个吊在上面玩。我也没有多想，就跟他一道往家走。因为那根门栓不轻，半路上他让我接过来帮着抱回了家。当时妈妈不在家，只有姑婆和爸爸在，爸爸看见我拿着黑乎乎的东西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半路上帮弟弟拿回来的门栓。爸爸一下就站起来问我：“小伟不懂事，没得人家允许就拿了人家的东西，你也不懂吗？”我支支吾吾地还想辩解，爸爸火了，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说：“弟弟偷人家东西你往家里抱是不是！”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也从来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火，脸上痛不说，心里特别委曲。姑婆赶快将我拉到她怀里说：“是你做错了事，‘用人物需明求，惝不问即为偷’嘛！难怪爸爸生气。”又说：“爸爸给你做的要你做弟弟榜样的诗你忘了？背给我听！”。我背道：“弟弟是个小猴儿，一举一动都学样。我是他的小先生，要做一个好榜样。” 她用冷毛巾为我焐脸（脸上有四个手指印）并责怪我说：“你这个不动脑子的小先生，怎么才能做一个好榜样呢？”

小伟看我挨打，吓得抱着爸爸的腿又哭又抖。随后爸爸拿了两根火把让我还抱着那根门栓，要小伟和我们一起去还人家的东西。小伟不想去，爸爸少有地瞪着眼说：“就是你惹的事，你还不想去？”一把拉起他就走。所幸到那座大庄园门口时，天还没有黑尽，人家还没有关门，也没有发现门栓被拿走的事。但爸爸还是跟人家打了招呼，建议他们门栓后面安一根链条，栓在门上使它拿不下来。人家不但没有怪我们，还一个劲地称是、向爸爸道谢。我们打着火把回家，回来后妈妈见我脸上的手指印，也说爸爸打得对，但还是抱着我掉了眼泪。我和爸爸睡一张床，那天半夜醒来时，听到爸爸妈妈在对话。妈妈说：从来没见你打过儿子，今天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爸爸说：他不检查自己还往小伟身上推，让我火起来了。妈妈说：“要打也只能打手掌心、打屁股。不能打头，打头打出事来后悔都来不及。我每次打他前，都要问他该不该打？以前有没有告诉过这是错事？他自己认错了，问他为什么又犯？他说忘记了。做了错事又忘记了、再犯，该不该打？还要问他打手心还是打屁股、打几下？要打得他心服口服。”爸爸说：你是对的，我打过后也觉得有点后悔，不忍心。这次会在孩子心里造成坏爸爸的印像吧？我翻身抱着爸爸说：好爸爸、好爸爸，是我错了，打得对，我该打。爸爸捧着我的脸说：让爸爸看看，还肿不肿？妈妈也抱着我、拍着我的屁股说：坏东西，你醒了在偷听我们讲话！坏东西！坏东西！

从那件事过后，我知道了：我不论怎样都还是爸爸妈妈的好儿子，他们气我、恨我，是恨我身上的坏毛病、坏习气。也懂得了：做了错事要认错，要主动承担责任。我记起〈弟子规〉中说的：“ 德有伤贻亲羞” ......我告诫自己不能做不道德让父母蒙羞的事情。“亲所恶谨为去”。我要让他们高兴不生气，就得改掉自己身上他们不喜欢的坏毛病，注意不要沾染他们讨厌的坏习气。

所幸要做弟弟妹妹好榜样的教训，和挨的那一巴掌耳光不时地激励着我。（总算顺了父母的心愿，做老大要带个好头。）在我53年考上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后，妹妹罗晓鸣55年考上北京大学物化催化专业，弟弟罗小伟也于57年被南开大学数学系录取。多年后我被聘为省中学高级、特级教师评委，弟妹都是大学教授。